疏朗晨星

　　当拨开某些偏狭的烟瘴，在更开阔的视野里看待上述问题，看待今日之景况，显然“爱国行为”并非总是必属正当，“民意”同样并非必属正当。虽然我们同意“事出有因”，但愤怒者的发泄投错了方向。而另外值得我们关注的是， 当一件本来具体而微的事情，却成为了若干公众头脑中可用之以“政治划线”的衡量物时，这将是一种危险的倾向 。

　　这种动辄删繁就简、移难就易的粗暴判断、划线方法，有人类思考模式的普遍性原因，也基于独特文化和政治谱系的熏染、承传。“亲不亲，阶级分”，仅凭一纸“成分”就能成为划清敌我的简易法宝，理念稍有差异即以至少九顶铁帽子分别伺候，这样的时代还不能叫做历史，于今不过三十年。再近些，近十年来，台岛上的“文化大革命”中，划线的方法亦相去不远，拈出一件事情就随时可用于检验是否“爱台湾”。如此形迹相近，谁说不是共同的文化和政治遗传的缘由呢？岛上称此方法为“操弄民粹，撕裂族群”。确乎是“撕裂”， 这类命题的特点就是在公众中抛弃或避谈已有、或有、可有的共同与共通，而把具体的庸常的事务性的分歧提升并异化为根本性、是非性的断裂——这些用来划线的杠杠，貌似简单易晓，便于取舍，实则粗暴分割、强趋站队、非此即彼、隐含胁迫。 譬如，“抵制家乐福就是爱国”，粗看自有理由若干，但反过来瞧呢，隐含命题的逻辑则只剩一个；反抵制就是不爱国，不爱国当然是汉奸。现实是，他们也确实就这样判断了，相信对于呼吁者来说，未必见得起初就如此设计，但这已经是个深入部分公众思维方式的文化基因问题了，自然出手便是。

　　这样的划线文化不独我有，让愤怒的年轻人切齿的法兰西更曾是此道里手。人民的革命胜利了，曾因深入大众普及平等理想而有着“人民之友”名声的拉法耶特，却若非逃得快便给砍了头。因为他理想里要的是有平等而至的民主，而非不管什么名义下的专政，更非天天把人排队送上断头台，且甄别依据往往就只是“出身和成分”。即便是“人民之友”，不逃也只有等死，因为人民领袖断言，“不革命就是反革命”。 非我即敌的单纯世界是代代革命者的奋斗梦想， “两分法”的魅力由法兰西而遍传全球革命政权，至今“音容宛在”。

　　与“两分法”的革命伦理相较，我中国也有句祖传的箴言比之不遑多让，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两句话传达出的世界观神似，方法论稍异。判断敌我，革命者的纪律是要看他与我是否一伙，而我们的传统则先看他是否与我一族。但总值，其指归都是：如其与我不同，则必包藏祸心害我。

　　于是，历史和现实中，民族主义与革命往往都是好朋友。革命理想有了可实践的土壤，民族目标则被革命理念的火种照亮。但两者逻辑中共同部分——简单的“两分法”和对“被害”、被阴谋环绕的确定理论判断，则为国家政治与公众思想打下了深刻烙印。

　　而在国际政治波折中，公众的情绪则往往会表现为更易愤怒、草木皆兵，敏感、不自信与受害者心态交织。这不仅体现在一些年轻人的“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万邦来朝，四夷宾服”等等汉唐旧梦式的口头禅，以及过段时间总要发生一次的在国家、民族利益旗帜下的抵制这抵制那的网络、短信呼吁上， 而且，也同样体现于受过良好教育包括西方文化熏陶的一些公众身上，他们的愤怒来源于孤独，他认为他的国家已经在尽力接受西方的文明——既包括经济文明，也包括已被国家承认为人类共有文明中的那些普适价值观，然而他和他的国家仍被认为是“外邦人”，在一些地方被冷淡，在一些地方被拒绝，在一些地方被指斥，于是由此转向愤怒以寻求从孤独中解脱，并在实质上回避他认为自己无能为之的文化和制度窘境。

　　然而，无论怎么说，无论那些愤怒的原因和表达手段是什么，相信没有人会因自己的愤怒而当真愿意重新与世隔绝。在这个时代，抵制和隔离无异于自囚与自伤。这是全球化为文化和制度路径在某种程度上的“自主选择权”带来的困境，同样，这也是全球化为在不同国家、不同信仰、不同制度下生存的公众带来的礼物。它的相对公平之处在于，当你知道自己的抵制是难以实行的时候，你能同样明白所谓法国小伙呼吁抵制中国货的效果更只是信口开河，而他也会跟你同时知道这点。不止于此， 全球化带来的“混居”状态，将使不同的独立体系随时摩擦与碰撞，一些坚固的城防和铠甲的棱角将被磨平、交汇与融合。现实中，它将致使人们更多地主动选择理性的谈判与建设性的妥协而达到目的，使得有力者的理想不能轻易靠威胁、对抗与杀伐而实现，而不管是谁的理想和什么样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