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朗晨星

　　对生命的体验，伯格森（Henry Bergson，1859－1941）很早就意识到，如同河流里的一滴水，它包孕着在各个方向上扩展的可能性——无穷多可能的体验，只不过由于偶然和流水的历史，这水滴通常是“随大流”的，它的生命的个性被淹没在流水的历史当中。

　　对 伯格森“创化论”感同身受，詹姆士（William James，1842－1910）对英国哲学家们发表了一番苦心孤旨的演说，即《多元的宇宙》，不幸，遭到哲学界几乎全体一致的拒绝，之后，便心力衰竭死 去了。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詹姆士这一颗水滴的生命，无疑是反抗了他那时代的流水的方向的，由此，他创造了属于他自己的生命，他成为那个时代真正生活过的人 之一。

　　纳粹审判，让世人见识了“判断力的丧失”可能把人变成什么样子。当整个德意志民族都服从元首意志的时候，这个民族便发疯般地失去了个性。

　　到了现代，法国出品的水滴，似乎都具有着伯格森提倡的那种性情，典型如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福柯的性情也传染给我们其余活着的人，我们都像着魔一般，纷纷寻找自己的“个性”。

　　所以，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既见识过发疯般地不要个性的样子，也见识过发疯般地不要整体的样子。我们中国人大多保持着一种明智的生活态度，虽然，当保持这类明智态度的中国人太多的时候，这态度便难免令人担忧，因为它意味着个性越来越少，意味着个性变得更加接近疯狂的整体性。

　　显然，真正属于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生活，必须满足下列条件：（1）它不应当仿照任何其他人的生活，（2）它不应当允许任何其他人仿照。

　　于 是，我们都抱怨生活太难——怎么活着都不舒服，就好像一则笑话里说的那样，父亲骑毛驴儿子跟在后面叫做“虐待儿童”，儿子骑毛驴父亲走在前面叫做“无情无 义”，父亲和儿子陪毛驴走路叫做“脑子有毛病”。我们当中还有一部分人，原本生活得和我们一样艰难，后来呢？干脆不管别人的议论，自顾自“活着”去了。为 行文方便，我把这部分人叫做“异类”，把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人类的其余部分叫做“非异类”。仅仅为行文方便就提出这样的分类，让我感到有些痛苦，因为我自己 患的是“临界综合症（borderline syndrome）”，很不愿意被归类到“非异类”或者“异类”里面去。

　　据脑科学教科书说，人 类在某一比人类“更低级”的灵长目动物的脑皮质的某一区域里，找到了一类叫做“镜像神经元”的东西。当一只猴子模仿另一只猴子的动作时，模仿者的镜像神经 元表现为“激活”状态，而这类神经元在不模仿的时候处于“抑制”状态。有几位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由此推测：自我意识靠了镜像神经元可以意识到他人的自我意识 的存在，就此将胡塞尔未能解答的“主体间性”问题推进到脑科学论域里来。

　　再推测下去，我们不难看到，“异类”份子们避免生活艰难的唯一法门，说白了，其实就是让自己脑子里的镜像神经元纷纷死去。当然，“非异类”份子们的问题，恐怕是拥有太多的镜像神经元。

　　判断力在两个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使我们能生活得更幸福：（1）判断“整体”的方向，（2）判断“个体”脱离整体方向的程度。

　　上述的两个方面，判断力的运用（2）比较容易，因为行为主体只要观察自己周围的情况，大致能够体验自己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是模仿别人的。相比之下，判断力的运用（1）就困难得多，因为对整体的方向的判断，要求个体对整体的某种程度的超越。

　　例 如，我观察过的许多中国人，都信奉一种被我们嘲讽为“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从“科学”到“科学主义”，思维发生了什么变化呢？用上面讲的道理说，就是判 断力的运用（1）发生了紊乱。科学本来仅仅是一套自圆其说的话语，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在没有接触科学话语之前所使用的同样可以自圆其说的“历史叙事”话语体 系一样，它的功能是让我们生活得更好而不是更坏。

　　把作为许多可以自圆其说的话语体系之一的科学当作“主义”来信奉的人，在近代以来的中国，似乎格外地多。这部分人，由于无法超越“科学”，从而丧失了对于科学整体方向的判断。这导致了一种科学主义的“人生”观。我用了引号，因为我很怀疑它是否为真正的经过了反省的人生。

　　按照科学主义的人生观，任何其他的话语叙说，只要不符合科学，就都是“胡说”。于是生活的水滴就被科学主义固定在一个方向上了，毫无生命力，也似乎没有希望获救。我真心希望见到较少这样的中国人，从而我自己周围也较少这类中国人，从而我的生活也会变得容易些。